如今的春晚再也难以获得1983-1985年春晚那样的成功。不是资金投入力度不够,不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不是演员阵容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氛围。
头几届春晚的成功,有几个特殊条件。
最重要的,是特殊际遇造成全国观众的惊喜感。第一,那时电视刚开始普及,电视频道有限,娱乐节目不多,大家在收音机里听到演员声音的机会较多,而看到名演员的机会极少。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一下子见到平时只闻其声的郭颂、李谷一、蒋大为、马季、姜昆及刘晓庆,看到他们在演戏唱歌之外“即兴”地说话聊天调侃,全民都是粉丝见到偶像的感觉。第二,电视普及程度还不够高:城市里也并非家家有电视,农村里常常是每个村子或每个单位有一台电视机,于是看电视的氛围有些类似于在影院看电影,形成特定的剧场氛围和剧场效应。第三,改革开放初期,媒体刚刚从政治喉舌功能下解放出部分娱乐功能,不带任何意识形态意味的“吃鸡”、“吃面条”也可以在亿万观众面前表演,大家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感。
其次,那时大家还有共同或近似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虽然已经开始开放,但革命年代万众一心、众口一词、群情共鸣的余绪尚存,全国观众都有共同的解放感,以及对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想象和期许,所以演员的表演很容易点燃共同的激情。当看到张明敏、奚秀兰、费翔等海外炎黄子孙时,全民的团聚感达到巅峰,在今天看来很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歌曲《我的中国心》,那时竟能在春节后成全国流行歌曲,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的春晚偶尔也有成功者,比如一些较为直接地揭露现实、讽刺社会弊端的作品引发共鸣,成为节后话题和谈资。
但是,近些年的春晚再无整体成功者。每届春晚如果能有个别作品给人留下印象,已算不错了。原因就是:上述几个条件不再具备。
首先,如今打开电视都是娱乐节目,明星走马灯似的到每个台赶场,像大宝一样与全国观众天天见。如果粉丝见了真人可能还会兴奋,但在电视上见到他们,普通观众即使打了兴奋剂吃了什么药,也不容易激动了。春晚时你再把他们聚一块儿,也就那么回事。现在不只电视机普及到每个家庭好几台,通过手机电脑大家也可以看电视节目,大家聚在一起的剧场效应没有了。
而后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人群的分裂是更深层的因素。年龄差距、地域差异造成欣赏趣味的不同,使得编导无所适从,难称众心。以年龄差异为例,你若多了戏曲,青年不爱看;你若多了网络符号,老年人莫名其妙。
社会阶层分化、政治立场的左右互不相容,则造成价值观念上的难以调和。主管和主办者试图借春晚调和社会矛盾,其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让全民娱乐节目承载明显的意识形态内涵,只能使观众反胃,正如有些网友所说,还不如去看“新闻联播”。因为大家看春晚图的是热闹、放松、娱乐。
编导“力排众议”,拒绝让六小龄童上春晚,有些不可思议。也许觉得那样做有“迎合观众”之嫌?也许怕把观众“惯坏了”,他们会得寸进尺要挟领导?
然而,如果观众的趣味并非不健康,你迎合一下又何妨?我认为春晚就是该“迎合”观众并非不健康的趣味,就该让那些平时没人“迎合”的人,过年时也有个被“迎合”的机会,得到哪怕是虚幻的满足!
再说了,在后现代的环境中,能有如此的共识,多么难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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