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着立场截然对立的两大群体。既将其加入朋友圈，我是都将其当作值得信任、乐与交流的朋友看待的。这些朋友人品都很好。但是，立场、观点的对立确是客观存在。我若转发某一方面的文章，另一方面的朋友看了可能就不舒服。而不论哪种观点、哪种立场的文章，我之所以转，是因认为其有一定道理，或是觉得有加以关注、讨论乃至批评的必要。
分歧的关键，在于对毛泽东、对“文革”及其思想体系的不同看法。
再一回顾，发现两边“阵营”的构成，除了与每个人自己及自己家庭曾经的处境和经历，还与其年龄有一定关系，又与其所受教育熏陶密不可分。
一般来说，70后以后的人对左右之争不太感兴趣（除了个别“愤青”）。对此最关注的，是50后和60后，以及部分70后和少数40后们。
对于因个人和家庭切身利害所致观点的不同，本文姑且存而不论，这里只说年龄和教育。
童年经历和印象，对已进入中老年的50、60后们影响很大，对其今天的立场观点当然也发生一定作用。但更关键的，是有无接受过“五四”启蒙思想。
受过毛泽东思想教育，是1968年以前出生的中国大陆人的共同点。这个年龄段的人，多少都能背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几首革命歌曲或几段“样板戏”，会脱口而出一些“文革”词语。
而说起“五四”，似乎读过书的人谁也不陌生——小学历史课本也讲“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啊。
但是，其实有两个虽互相联系、性质和方向却截然不同的“五四”。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开篇即说：“‘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简单说，一个是文化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
文化的“五四”起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它高举的是“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前者称为“德先生”，后者称为“赛先生”），用以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有世界主义甚至全盘西化趋向。说到底，它就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政治的“五四“发生于1919年5月。它的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反帝“（即反对具有强权倾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其主流。
两个“五四”是怎样合一的呢？
李泽厚分析道：
“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所有这些就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所以，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和无意识，……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中小学教材里讲的，主要是这后一个“五四”，即政治的“五四”；而对前一个，一般是一笔带过，或作为后者的初期阶段、通向后者的铺垫。所以，虽冠之以“反帝反封建”，其实强调的还是“反帝”。对于“封建”，一般将其具像化为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封建礼教只作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来讲。
直到1978年我在师专学《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有了一定印象。但1979年“德先生”在京城风光一度时，我们那里的师生并无实际响应，因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多是农村出身，对那些有些隔膜。1980年听了《决议》，只是感到震撼甚至震惊。
读硕士研究生的1986-1989年，是“德先生”在高校轰轰烈烈登场的时段。那时南开园请来一些时代风云人物演讲。“五四”七十周年之际，那种氛围达到高潮。那个年代，文史哲专业的学子当然对启蒙思想由衷服膺，理工科的也不置身局外。
而在大学以外，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学以外非文史哲背景的，对“德先生”到底是谁，就更不甚了了了。
中文系学生多崇拜钱理群，但在社会上，知道赵本山的肯定比知道钱理群的多得多。知道李泽厚的也不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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