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表层结构，是一个性格偏执、思维有些古怪的女子告状的故事。故事有些荒诞，有些喜剧感。但是，这只是它的表层，是推动情节进展的动力源，也是使故事不至太沉重的调味剂。而故事的深层，是对官僚体制的抨击：这些官员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阻止李雪莲赴京告状，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头上的乌纱、保住自己的官位。影片最后张嘉译扮演的马市长对于和伟扮演的郑县长的一番话，算是点题之语：这些官员都是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影片里的每个官员都是身兼“主”与“奴”两种角色——对下级官员厉声严辞训斥，甚至骂个狗血喷头，对上级领导则低声下气，唯唯诺诺。例如，于和伟扮演的郑县长，在视察县里的工厂时，他是金正恩，手下对他的训话都随时用小本子记录；但马市长一来，马市长就成了金正恩，他则成了旁边拿小本子的人。
然而，与小说原著相比，电影讽刺和批判的调子还是柔和多了。首先是一些官员的姓名作了改动：原县长史为民、审判委员董宪法、省长储清廉等带有反讽意味的名字，都改成了别的。
最重要的改动就是结尾：原著中，原先与李雪莲套近乎、表关心的王公道等官员，一听说秦玉河死了、全国人代会结束了、李雪莲不会再告状了，便不再像以往那样警车护送（押送）其回乡，马上抛下发烧昏迷的李雪莲不管，溜之大吉，唯恐她死在半路自己担责。
若不看这一情节，似乎市县各级领导对李雪莲还蛮不错：他们屈身低就，先后来到她家，对她苦口婆心劝阻；即使雪莲态度生硬，他们也不急不躁，颇为耐心。但是，观众可以细想：在李雪莲没有越级上访之前，她几次拦轿（车）喊冤，他们不是置之不理、金蝉脱壳溜走，就是将其拘留。官员们后来之所以对她态度好，是由于她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因此，威胁一旦解除，他们就再度以对待一般草民的态度对待她了。
小说原著结尾还写到：多年前被撤职的县长老史，有一次在北京买不上回老家的车票，突然想起当年拦截李雪莲上访之事，顿生妙计：他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描画出四个大字：“我要申冤”！立即过来四个警察，把他按倒在地，用“专车”把他“送”回了老家。这与电影结尾老史与李雪莲餐馆重逢的场面涵义迥然有别。
电影中马市长最后那番话，也与小说原著有本质不同：原著中马市长只是对郑县长强调“防微杜渐”和不要“因小失大”，并没有揭露和批评“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官场惯例；相反，马市长嘱咐郑县长还是要马上把李雪莲弄回县里，“防止她狗急跳墙”——在他眼里，李雪莲只是“疯狗”而已。
之所以如此，是因决定这些人能否做官、官位能否保住、以后能否“进步”的，是上级领导，而非李雪莲、赵大头这样的草民。
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比如告状。但李雪莲告倒一大串官员，还是因为恰好很偶然地遇上了权力巨大而又能同情她的大领导。大领导未经认真调研、并无明确指示的一番话，就让一批官员免官下台，则又有另外一重意味。
上述情节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政治正确。高明扮演的那位义正辞严、以民为本的比省长官还大的大领导，与张嘉译扮演的马市长一起，构成了电影的“正能量”。
据说，在有些地方放映，整个过程引来笑声86次。但我观影过程中一次没笑。可能是因早看过小说的缘故吧。
理解刘震云、冯小刚的改动，理解冯导为什么将档期放在这么个不当不正的时候，也理解了为什么画面弄成一个圆形画框的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