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几乎没有注意过空气。那时候的农村，除了刚打过农药时庄稼地里会有一小阵农药味，过年时村庄上空有鞭炮味，平时没有让人意识到空气存在的机会。家里来了城市的客人，说“农村空气好”，我感觉还有些奇怪：空气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当然，当年城里人夸农村空气好，就像富翁夸穷汉“为人还不错”一样，是在认为其诸般皆劣而勉取其优的前提下。
1978年进城，在沧州上学，也并未对空气有太多感受，只是在路过南环城路看到路边沟里或红或绿、散发异味的彩色水时，投去厌恶一瞥而已。1979年首次去天津，住在位于小海地居住区附近的亲戚家，附近化工厂、轮胎厂的熏人气味浓郁，才使我真正感到空气是多么重要；在当时尚属市郊的水上公园眺远亭回望天津，看到市里黄烟笼罩，感到生活在这种空气里太可怕了，因而离开时对这大城市并无留恋。
1980年回到故乡执教，我又忽略了空气的存在。那时冬天常下大雾，但感觉那浓雾有一种神秘美、朦胧美、诗意美，我感觉雾气给干燥的冬天带来湿润，身体并无任何不适。
1985年从位于乡下的中学调进县城文教局大院工作，又再次面临空气问题。开始分配给我的宿舍兼办公室是由两间一套的平房改造而成：原来的内室单独隔开成一间，原来的外间（起居室）另成一间。领导让我挑之前告诉我：原来的内间有门有窗，却曾住过一个肝炎病人，不过刷过了来苏水，你要不嫌可以挑这间；那个外间改成的屋子没住过肝炎病人，但是只有后窗，前面有门无窗。我和送我的大哥稍一商量，就选择了那间无前窗的屋子。刚住进去时是一月份，进去时发现领导已派人提前给生好了路子，炉火熊熊，屋里很暖和，感觉还不错。但到了夏天，才发现选这屋的尴尬：那后窗不能打开！前面没窗我可以让门一直开着，买了个珠帘阻挡蚊虫与外面的视线，而那仅有的后窗不能打开，屋里形不成对流，就闷热难耐了。那时电扇尚不普及，或者也可能是我自己舍不得买，一把纸折扇就成了唯一降暑用品。
为什么后窗不能打开呢？因为我屋子后面一排是县中学一位教师的家属宿舍，他家在我后墙根下盖了一个鸡窝。如果开窗，那鸡窝的气味会比闷热的空气更令人难耐。我的后墙是两个单位之间的分界线，二十刚出头、刚进县城的我，又没有勇气找外单位的那家人交涉，让他的鸡拆迁。所以，那时去别的有门有窗的同事屋里串门，感到前后窗打开的凉风习习，觉得那流动的空气是人间最美享受之一，也对宋玉《风赋》里大王的“快哉此风”深有共鸣。
1986年到南开读研，住在1800亩湖水点缀绿树环绕的校园里，也未感到空气是什么问题。重新感到空气问题，是在到位于河西区的天津师专工作之后。
师专靠近市中心的小白楼，平时空气也还可以，但就怕刮东南风，因为化工厂、轮胎厂在天津市的东南方向。而夏天东南风居多。刮东南风时，空气的气味很难形容，让人有些想吐。有一次在院里听到一位学生喊道：“好香啊！”我不禁哑然失笑：可不是，这味道还真有些香！但那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香。1992年我定居河东，刮正南风时仍能闻到这种躲不开的“香”味。所以，1996年调入位于南开六里台的天津师大北院，躲开这“香”气远了些，就对师大的空气特别满意。当时很是羡慕居住在校园内的同事。现在想来，那时师大校园里有时也有雾霾，但因没有这种“香”味，我联想到的是农村的诗意的雾，没觉得这有多么讨厌。
刚来保定那几年，保定街头私家车极少，街上空旷得像朝鲜平壤。原来住在春季沙尘暴肆虐的天津、北京，来到这有太行山作屏障、很少刮风的小城，感觉特别惬意。于是，晚上拉着老婆出去散步。
但不久就变成我一个人出去走了。原因之一是我步行速度比她快，走慢了我感到难受，所以走一会我就要停下来等待，或焦急地原地踏步；另一个原因，就是她说外面空气不好。有一次雾比较明显（那时还没有“霾”的说法），她指着雾团说空气不好，我还说那雾对身体没害处，我小时候经常雾里行路。
2011年之后，我们的媒体开始把那种空气命名为“霾”，我才知道我错了。恰恰是2011年的冬天，母亲在我这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而2010年冬天她在我这里过冬时，我每天还要打开她那屋的窗户换空气！那年冬天她患了感冒，得了肺炎。现在每当想起这些，我就痛悔不已。
如今，华北农村的空气也好不多少了：冬季乘火车，往窗外望去，也都是雾霾笼罩。有些河沟里则有散发异味的造纸厂或别的什么厂流出来的水。
高楼挤满城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遍布田野，这合乎原来的现代化想象。其实，1930年代工业企业家们的现代化想象，也包括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我们真正意识到空气和高楼、高公、高铁一样重要，是近十几年的事。
